太和一中是1956年创办的县级重点初级中学。由于1966年开始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学校的学生也和全国一样“停课闹革命”，到1969全校学生毕业离校，学校也被下迁到偏辟农村——当时的洪山公社，原太和一中改为县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部分房舍及空地有的被县白铁社、收购站和县直机关干部占用和居住。
只到1974年春，太和一中才正式恢复。首批共招生四个班，约200余人，学生每班仿照部队编制，而称作排，即74（1）排、74（2）排、74（3）排、74（4）排。1975年春，除了继续招生四个初中班外，又开始招生高中一年级学生，共两个班，120余人。约在1975年，学校的学生还成立一个组织，叫做“太和一中红卫兵团”，团长由高中学生哈垒担任，政委由政治课教师蒋新华兼任。
我是1974年暑假调入一中，由于刚复校还没配备校长，学校的直接领导是教育局的一个临时领导小组，组长是李国强（当时任县教育局革委会主任），付组长是徐天祥（当时任县教育局人事股长）。学校内部有三个组，政工组由李会远老师主持，教革组由我主持（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还让我主持过政工组工作），后勤组由姚建铎主持，共青团工作由胡茂桂老师负责。徐天祥同志是一个很认真负责的人，那时候，学校每到星期一下午，都是徐天祥同志来学校听取我们几个主持人汇报上周学校工作情况，然后由他安排本周要事，而李国强同志对学校的事好象不闻不问，从未到校真接安排过什么事，我们好象也没有跟他工作接触过。
约在1975年初，孟昭廉同志从旧县中学调一中当校长，接着县委又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工人宣传队的队长是县电厂的李新善同志，副队长是农机一厂的李泽宽同志，队员有糖厂的老孔，化肥厂的老刘、布厂的李新颖等人，后来李泽宽“换防”，由农机一厂的齐明新任副队长，只到粉碎“四人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县委才决定撤走各校的工人宣传队。孟昭廉同志后来也调出一中到县文联工作，学校的校长由县教育局副局长张怀亮兼任，之后太和一中才慢慢走出“文革”阴影，恢复正常状态。
我自1974年7月调入一中，到1984年6月离开学校，整整在此工作十年。应该说那个十年，在那个年代，对我的印象是相当深刻，因而学校的许多事情，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教师教书难
刚开始复校时，学生少，校园空地很多，校园的南边和东边都种上农作物，麦豆两季收割，有一年我们每个职工还分了100多斤小麦，围边到处是荒草萋萋，给人一种劫难的凄凉之美。我刚来时，就住在空着的教室一角。学校没有食堂，大家都是自己想办法烧饭吃，我又从原二中买些干树枝用来烧饭。
那时的学生来源，主要是城东半部的市民小孩、县委大院的领导干部小孩和围边农村的孩子。由于长期“文革”运动，当年的这些学生文化素质差，还要补习小学的课程。再者当时是废除考试招生，而是推荐招生，社会上请客送礼、走后门严重。每个学生都知道今后上高中大学，不要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那有学习积极性呢！
虽说复校“复课”上学了，但当时社会上的种种动荡和“读书无用”的论调，四处弥漫，对中学的校园影响非常大。上学的过程中，不时有同学从校园里无声无息走了，有的受“造反有理”、“斗争哲学”的种种毒害 ，同学之间相互斗殴，甚至公开跟老师对抗的事时时发生。但我们三位主持工作的同志，都没有临时观点，总是扑下身子抓工作、抓纪律、抓教育，大会小会不断，处理学生纠纷不断，加上几位班主任及任课老师敢抓敢管和积极组织教学等等鼎力配合，使学校风气越来越好，学校的声誉越来越高，成了社会上公认的有教学秩序的好学校。接着，我们还借助邓小平复出，进行全面整顿，开始抓教学质量，各班张榜学生考试成绩，有的老师还对学生考试成绩进行公开排名，学校还有组织地抽考、竞赛，这些做法，立竿见影，一下子使学生紧张起来，而当年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在几年后的恢复高考中，大部分考上了高中、大学。
开始时，我们把教育教学抓得很紧，老师上课也十分卖力，好的学风基本形成。然而当年这些有效的做法，也如昙花一现。其根本原因是当时“四人帮”对两个人物的宣传，叫学生再次不讲学习，甘当革命小闯将，使我们老师在课堂上更难上课教书，使学校再度成为混乱的重灾区。这两个人物一是辽宁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他在考卷背后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将几乎空白的试卷上交。而这封公开信被“四人帮”树立为青年学习的典型，并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之后张铁生成名为“白卷英雄”。二是《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全文播发黄帅的信和日记，就象黄帅说的“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当接班人”，就这样，她也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于是学校刚恢复形成的好学风旋即夭折，全国教育战线都广泛掀起一场批判“智育第一”、“师道尊严”和“反回潮”、“反复辟”的浪潮。
废除考试和排名，学生如释重负。读书不考，作业更少，学生平时胡侃、神聊。我们老师在实在无办法的时候，就讲下放知青的笑话启发他们：这是一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写给母亲的信：“被县文化馆借用了8个月，最后听说要给我专政，今后还有可能上吊……，”其母看罢信当场昏倒，原来儿子把“转正”写成“专政”，把“上调”错写成“上吊”。还讲知青干部追查李时珍、李逵在哪里工作，是什么成分的笑话来说明文化知识的重要。但学生当时只当寻常，一笑了之，直到现在，碰到那时的学生总跟我说：“王老师，您们的好心那时我们不懂，现在想起来还后悔呢！”
回想那时，虽然社会动荡影响很大，但我们们对学生的学习是十分负责任的。我除了负责学校的教学、政工工作之外，还教两班语文课并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如有因病因事缺席的老师，我还要马上顶替代课。历史、政治课我都代过。还有一次，高中班的王老师因事外出两天，我只好去代替，但又不好去开新课程，巧遇当时毛主席的新词《念奴娇·鸟儿问答》刚发表，于是，我就拿着报纸载的此词走进课堂，忽然又看到工宣队的齐队长、老孔等师傅坐在教室后排来听课。
那时，我们这些老师大多数原是教高中的，现在教这样的初中生，虽不是大才小用，但就文化知识而言也多多有余。所以“文革”一结束，学校的许多老师如汤华泉、李念纯、莫为民、沈文珏、李钧华等被安徽大学、阜阳师范学院、阜阳教育学院等高等院校选调去了，又如李祥云同志后来评为省特级教师，单国令选调到县教研室为全县数学课程示范教研，王玉成、耿福云、姚仕奎等其他老师都最早评为高级教师。教师虽好，但工作为正值年少不更事的学生，他们喜欢走出教室，到社会“实践”，去工厂和农村劳动锻炼，与今日中学生的高度紧张和巨大压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二）学工学农掀高潮
那时，学校也必须将阶级斗争作为一门主课，因而强调要“开门办学”、“学工学农”，于是不断组织学生到工厂、农村去参加所谓的“三大革命实践”活动。学校当时还在老伙房里办个制药厂，丸济、片济都能生产，学生轮流去药厂参加劳动。还有的学生在学校的空房里自办小作坊，养兔等活动，如74（2）排的邵明珠学生，从自家拉来两口缸，准备酿醋；74（1）排的李凯等几位学生还养了几只小兔，在校内住的校外干部王跃华家养一只大猫，经常去兔舍“光顾”，王怕与学生发生矛盾，还把这只猫装在麻袋里交给我，让我星期天带回农村老家送人。当然学生的自制的所谓小作坊，或养殖实验场，后来均遭失败，学生是心血来潮，不顾主客观条件，快活一下而已。由于不能正常上课教学，必然会出现其他形式的混乱场景，我记得学校出现过学生打砸白铁社到赶走白铁社运动，也出现过驱赶住户大老宴的过激破坏活动，给学校处理此事造成一些被动。
当时到工厂农村劳动是一种对学生最好的锻炼方式。记得那时我们把高中的两个班也分成两组，我和朱心虔老师带一组先去农村——城郊公社学大寨先进单位，红旗生产队去学农，李会远组长和王玉成老师带另一组去县农机一厂学工，半月后再互相轮换。去工厂后，先听厂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报告，然后再分工干些下手活，如搬铁块、粉铁石、运石料、擦机器等工作。但也有心灵手巧的老师和学生，天天和工人师傅在一起同劳动，而且真的学会开机床，王玉成老师半月下来，已经能独立在车床上加工出很漂亮的零件，使厂里工人惊叹不已。我们这个组去农村生产队后，老师和学生分住农户家，同吃同劳动，每天上工干大田农活外，在农户家还要帮助干一些家务活。通过一个多月的相处，的确和他们有了感情上的许多沟通，了解了农民的辛劳和生活的艰苦，更加激励我对农家子女的重视和呵护。
那时，上级要求学校也要学大寨，组织学生劳动是经常的事，县人民医院当时的大门还是朝西的，南边是两条水沟包围，天棚街北头也是水塘，后来全是我们学校的师生拉土、抬土填平的，当时我们的标语口号为：“学校学大寨，改造新天地”。另外，在那段时间，各班学生还自发组织下工厂、到街道、去农村帮助他们做好人好事，因此，也经常有校外的工人、农民、市民敲锣打鼓来学校送红旗、匾牌、感谢信等。
当时，上级号召学校也要学习大寨人，走自力更生，勤俭办学道路。县教育局领导经常来学校摧办如何开展，后又在清浅公社召开学生自制泥巴桌凳现场会，要求全县都要掀起高潮。我们学校委派后勤组徐保贞会计前往学习取经，回来指导学生制作泥巴桌凳。一时间，校园内到处是学生和泥玩泥巴，搬着泥块到处跑，学校变成了玩泥巴块的游乐场，操场边上的一大垛麦桔草全部被学生糟踏光，结果也未做成一个可使用的泥巴桌凳。
“文革”后期，读书无用，似乎又成了一种主流。因而许多家长就想让学生学点有用的东西，擅长文艺和体育的学生，在那时中学校园里是不乏其人的。学校就将具有这两方面特长和爱好的学生组织起来，建立各种文体组织，由专职教师指导，在课余时间里，进行专门排练，如王敏邦和王若莉指导的足球、排球、手球、乒乓球都很出色的，经常拉出去与外单位的球队来较量，还邀请过省手球队来我校进行表演比赛，那时的操场上常常是热闹非凡的，从而成了校园里一道风景线。那时，每年学校都在春秋两季召开体育运动会，从1974年至1978年底，我们共举办过八届学生体育运动会。
学校的文艺宣传队，也是颇有名气的，音乐美术老师谢树荣带过这支队伍，自编自演过好多节目，化学老师李钧华在大学学习期间就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现在更能发挥特长，辅导学生排练小剧目和歌舞，有时还担任主要角色，经常到工厂、农场、影剧院、县委礼堂登台演出，唱腔和演技都受到许多人的好评。
（三）慈善的“白头翁”校长
复校后的第一任校长是孟昭廉同志，他个子不高，50来岁，但满头银发，和老师谈话，总是慢条斯理，面带笑容； 他平易近人，十分坦诚，总之严然有一副老教授的派头。学生背后都称他为：“白头翁校长”。他过去的老朋友、老同事来找他，总是先大喊：“小朋友校长呢？”后来我们才知道，其背景是孟校长的爱人在五十年代曾是城关幼儿园的园长，与小朋友打交道的原故。
孟校长很关心教职工，把当时破旧的教室、办公室整修一遍，并加上护栏，又找来油漆工油漆一遍，他还与后勤人员一起设计盖了二栋教师宿舍。平时，大家喜欢跟他交谈问题，工人宣传队的几位同志跟他的关系也处得很好，经常与他开玩笑。有几次工人师傅把他的帽子和皮带“偷藏”在教师房间里，让他拿出钱来买花生“赌回”，他总是乐意接受掏出几块钱来买东西让在场的人分享。
大家知道，中国的社会习俗，都是下级请上级吃饭，以求关照，很少有上级请下级的。孟校长在每年春节后，总是请我们这些单身汉到他家作客，所谓请大家来“扫荡”一下“年底货”。那时，家家都不富裕，在吃喝方面更是不敢奢侈，但他爱人老早还是做了准备，把鸡鱼肉蛋摆上一桌，孟校长拿出几瓶“太和大曲”酒，让大家尽情畅饮。至今我还记得孟校长在酒桌上的两句名言：“以尽兴为标准，以不醉为原则”，使我在以后几十年工作应酬和酒场中，坚守这个“喝酒底线”。
由于学校紧靠县委大院，当时的学生领导干部子女多，特别是几位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各科局的孩子都在一中上学，教师有余悸不敢大胆管理他们。孟校长能身体力行，做出表率，他深入班级听课，校园巡查，有时他还早早地站在学校门口来抓上学迟到的学生。全校师生大会上,他做报告时总是大声疾呼：“凡是一中学生，老师就有权管你，不管你的老子官位多高，这与你们无关，犯了错误，我照作处分”。讲到激动时，他手指张开，不停地拍打话筒大喊：“就是郭铁的儿子违犯校纪，我也不放过！”下面博得师生的一片热烈掌声，就这样有几次话筒都被拍打坏了。我们知道，郭铁是当时的县委书记，孟校长这样直呼其名，高音喇叭常常把孟校长的这些话传到他的耳朵眼里，怎么能会高兴呢！但孟校长这种平等和敬业精神，在当时环境下，真是难能可贵呀！
还有一件事的处理，让我至今不忘，那时由于学校条件差，人们的生活水平低，搞体育活动不敢多奢望，没法子就让学生拾碎砖头块，在各班教室门前垒一个水泥面的台子，中间横上一个木棍或竹杆，学生可以在上面打乒乓球，家庭好的学生买个球拍子，没钱的孩子就用木板削制个小拍子，课间时间及放学后，他们常常成立两个队进行比赛，轮不到上场的，只好在旁边喊“加油”，或者帮忙捡球，打球者往往汗流浃背，看球者沉浸在兴奋中，这时校院里就热闹起来。
有一天傍晚，大部分学生都已走光了，突然有人来报告：“教室门前地上出现“打倒中国”的反动标语”。一下子大家精神紧张起来。在“文革”中，这可是件大事，记得1968年北京市有一名叫戴斌的刚满15岁中学生，因为说一句“林彪怎么长得那么难看”，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被送到新疆接受改造。今天校园出现此事怎么得了？孟校长和工宣传队队长召集我们几位负责人开会，孟校长安排：第一，凡知道此事者暂时严格保密，不外传；第二，由工宣传队立即根据线索调查情况后再决定如何处理。后来经过调查，原来是初二的几个学生在放学后，组成两个乒乓球队比赛，一个队说是代表日本队，一个说是代表中国队，最后代表中国队的一方学生输了，而另一方的一位学生比较兴奋，随手拿起粉笔在水泥台上写了“打倒中国”几个字，他那里知道这下可招惹了麻烦。后来孟校长在领导班子内部宣布：事出有因，并无恶意；学生年少，此事到此了之。现在想起此事，在当时那种政治背景下，孟校长敢于保护学生，承担风险，果断了结此事，不留后患，实在令人佩服。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底，县文联成立，孟校长调到县文联工作。不知怎的，他曾患有精神疾病，略有好转又调到县农牧渔业局工作，后来才慢慢恢复正常，1991年离休。
八十年代，我离开一中到县委组织部工作，才知道孟校长是一位因不是历史问题而当作历史问题被限制使用的领导干部，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当面消毁那份历史材料，这时人已退二线了。后来孟校长常到我办公室交谈，也才得知孟校长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一生好学，自修高中、大学课程，五十年代起在国家、省、地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诗作、杂文及散文，离休后仍创作不止，常把自己的新作拿来让我赏析。二000年，他出版诗集《彩虹》还专程登门送我一本。
回顾“文革”后期的一中，往事历历，犹在眼前，再看今天翻天覆地，不免感概万千！如今的太和一中，经过改革开放的30年，变化很大，成为安徽省示范中学。原有的房舍已不复存在，全部换上宽场、明亮的高楼和现代化的设备，加上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在阜阳、在皖北乃至于在全省都称得上是一所颇具声誉、令人仰慕的名校了。在2006年11月太和一中50周年校庆活动之际，校长刁卫华和副校长王显庭同志特给我送上请柬，邀我参加校庆大会，使我联想极多，当时我就想写点东西，以作记念，由于脑笨手懒，只到三年后的今天，才写出这篇小文，以表达对太和一中老师的一种情思。
2009年11月